在這次的柏林影展中，有部關於中國導演賈樟柯的紀錄片吸引了我。
1997年在柏林影展，賈樟柯以家鄉汾陽為背景，描述一個青年扒手小武的生活景觀，並以此作品奪得當年青年論壇首獎。八年後同樣在柏林影展，透過這部紀錄片帶著觀眾重回汾陽，《小武》故事發生的城鎮，以及賈樟柯作品的源頭。
作為中國指標性極高的核心中生代導演，賈樟柯的作品社會性極強，在中國全速進步化、現代化的浪潮中，他的鏡頭多凝望著那些被浪拍打的、面孔模糊、眼神無助的底層人民。1997的《小武》如是，2013的《天注定》更是如此。汾片主要在紀錄賈樟柯重返故鄉汾陽，重回這些故事被拍攝的街道巷角，並同時交錯剪接《小武》、《站台》等以汾陽為背景的影片。這座被風沙覆蓋、被遺忘的小城觸發扒手小武的誕生——一個不願被遺忘，卻又跟不上時代腳步，靠行竊維生，以娛樂為業的年輕小夥。汾片讓虛構的故事與現實的城市重新鏈結在一起，過去的1997與此刻的2015。頹圮的城市依然灰頭土臉，過去的朋友有人換上體面的西裝，隔壁的鄰居卻持續衰老。導演造訪了過去的老宅，記憶中年年結果的蘋果樹已被新的住戶鏟了，而斑駁的舊牆老柱仍紋風不動的佇立在那。
接著賈樟柯相繼拍了《任逍遙》、《世界》及《三峽好人》等片，告別了故鄉，穿梭現身世界各大城市的不同影展。移居北京，成立個人的工作室。
巨大的世界是一座主題樂園
汾片中採訪了賈樟柯長期合作的演員趙濤，她確實曾在「北京世界公園」擔任舞者，並和導演提及當時舞者生活的故事。隔年，賈樟柯便開始籌備電影《世界》。
這座龐然仿造的世界景觀向世人推銷「不出北京城，遊遍全世界」的綺麗幻想。狹小的主題樂園被風格迥異的建築贗品塞滿，從巴黎鐵塔到泰姬瑪哈陵不需10分鐘；一場歌舞以歡樂的大腿舞揭幕，以苦澀的俄羅斯民瑤告終。旅客穿著各式風格的古典華服在相機鏡頭前左擺右扭。當夜幕低垂，樂園熄燈，再形單影隻走回空蕩蕩的公寓，在鏡前重拾自己模糊的臉孔。
這些模糊的面孔不會出現在中國的觀光廣告與旅遊雜誌，追逐進步的旅程漫長，不得躊躇。所以這些電影理所當然的在中國嚴格的電檢制度中被篩去推阻。汾片捕捉到了一段賈樟柯被通知新片《天注定》將不得在中國上映的消息，進而使得導演萌生不再拍片的念頭。這時候讓我聯想到本次柏林影展金熊獎最佳影片的得主，伊朗導演賈法潘納希（Jafar Panahi）
潘納希在數年前被伊朗政府以作品顛覆國家為由，被強制軟禁於伊朗，不得拍片三十年。同樣身為異議的創作份子，潘納希即便在被軟禁期間，仍指導了相當多的作品，並秘密完成兩部個人電影。本次新作《計程車 Taxi》，潘納希當起計程車司機，秘密將錄影機藏在車內，記錄與乘客間的對談。然而今天，當本片風光地被柏林影展授與金熊獎最佳電影時，導演的缺席也正再再提醒這個世界，伊朗政府對言論與思想的暴力箝制。
賈樟柯的《天注定》則於2013年完成並於海外公開播映，奪得第66屆坎城最佳劇本。
是什麼樣的理由讓這些創作者明知行動危險，卻仍堅持完成異議作品並公開發表？是什麼樣的原因使他們不得不這樣做？我認為賈樟柯已經用了自己的作品回答了這個問題。《天注定》在影片結束前安排了一段城牆邊的京劇段子「蘇三起解」，三堂會審，蘇三被知縣三問知不知罪，下一顆鏡頭卻是那戲台下一整片沈默、茫然、模糊的庶民臉孔。
如此失神的凝望像是一道疤痕，被烙印在賈樟柯的每一部電影作品上。
一雙雙灰朦空洞的眼睛凝望著這座龐然巨大的國家怪獸。《天注定》盯著舞台失神的群眾、《三峽好人》注視水庫廢城的建築工人、《世界》的情侶盯著開來自殺的煤氣與偷竊被捕、望著路人的《小武》。這些被遺忘的眼神都是同一個樣子。張著雙眼，失語，凝望著巨大的空白。
透過汾片，觀眾可以完整的掌握賈樟柯作品的脈絡、樣貌與其作品與中國社會的關聯。稍嫌可惜影片多是導演的自白訪談，少有難能可貴捕捉真實的瞬間，且記錄的多是賈樟柯本人或身邊的友人、工作夥伴，內容皆大同小異，稍嫌單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