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准备登机”：当疲惫的旅客正在广州机场等候前往欧洲的飞机时，两个造型独特的人乘着机场电动接驳车徐徐前进，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：粉白的面孔，晕红的眼圈、浓黑的眉毛，非常艳丽的妆容。
这两个人物造型是杜丽娘和柳梦梅，《牡丹亭》的主要人物。《牡丹亭》同时也是昆曲的传统剧目。这个来自南京的昆曲团也要乘着飞机展开欧洲之旅，而我也是其中一员。
昆曲是中国传统舞台戏剧。昆曲的历史比著名的京剧更悠久，主要盛行地是昆山、苏州、南京和上海。昆曲听起来并不刺耳，节奏也相对舒缓。作为昆曲经典的《牡丹亭》，可以被视为中国版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——两个相爱的年轻人难以修成正果；却在牡丹亭重获新生。这种中国人所说的“生生死死”，会被部分受弗洛伊德影响的西方汉学家诟病成恋尸癖。有些巧合是惊人的：《牡丹亭》的作者汤显祖，和莎士比亚同年去世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ESCO）将于2016年纪念这两位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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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们重新回到飞机上：乘务员Ayşe嘱咐我，飞机起飞时必须把笛子放到壁橱里收好。几乎是在半空的时候，乘务员把免提通话设备塞到我手里，因为我要提醒机上的乘客们留意接下来的惊喜。就在两名演员在机舱中挥舞着那长长的衣袖时，我却陷入恐慌：笛膜裂了。幸运的是我的笛子老师还带来备用笛。就这样，开始了一个外国人长达三周的国外之旅。
因为我是一个在南京学习中文的外国人。许久不练手风琴，我在南京的江苏省昆剧院开始学习笛子。平安夜的晚上我主持了一场活动，还有一次我画着浓妆——一名相当具有广告效应的西方人——在一伙摄影师的镜头前吹起笛子。
这都是毛先生安排的，一名曾经涉足LED灯和特斯拉电动车等多个领域的30多岁男子。现在他把满腔热情倾注在家乡南京的昆曲中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：“杜非（这是我的中文名字），我们要拍摄一个关于昆曲的纪录片，还要去阿维尼翁戏剧节表演，你也一起来吧！”
这一切在最初还十分模糊并且渺茫，我几乎不能相信，这些在飞机上变成了事实。
按部就班进行中：在米兰的世界展演，在塞维利亚和弗拉明戈舞者合作，在罗马各个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影片拍摄以及阿维尼翁戏剧节。而在一切工作任务结束之后，我们趁着从欧洲返回亚洲的途中，在阳光下尽情游泳——就在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，祷告的声音随风从耳边飘过。
我在此次欧洲之行所扮演的角色渐渐变得明朗。在机舱上我是节目播报员，在米兰我是大家的导购和翻译（哪怕我已经把在中学掌握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忘记得差不多了），我还是纪录片中男性演员们的替身：当其他人都在奢侈品商店购物时，我切身感受到演员们的辛劳：化妆师把我的头皮抓紧，以便勒紧我面部的皮肤，这样才能把角色必不可少的儒冠戴好；我的皮肤就这么消失在油腻腻的妆容之下。要知道，这在南欧的烈日之下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。
我最重要的角色是在纪录片里：作为一名了解并喜爱中国传统戏剧的歪果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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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着剧团一起我却是以“中国人”的身份来到欧洲。我们在米兰住的是一幢相当大，但是已经比较老旧的Airbnb别墅里，没有空调，三个人一间房。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因为过于炎热只脱剩短裤在屋里走动，这剧团里已经是见怪不怪了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朋友很中国：没有人敢尝试我买的莫索里拉奶酪，他们叹叹气，然后打开了从家乡带过来的装了腌菜的盒子。
所有人都觉得法国的牛肉便宜得难以置信，一大早大家就开始炖肉了。文化方面的理解有时候我不参与反而进展得更顺利。比如我们刚踏进禁烟的厨房就开始抽烟，而房东正巧进来：我立刻就想承认一切并且道歉，而毛先生却非常友好地给房东递上一根烟，外加一瓶中国白酒，于是乎，房东澄清实际上要求不能在厨房抽烟的不是她，而是她哥哥。房东还说：哦对了，楼下还有一瓶红酒。
也许各位看官觉得我受邀到欧洲就被共产党收买开始说好话了，毕竟党近期也开始强调所谓的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了。至少毛先生直话直说：他当然希望得到所在省份的财政支持，同时他也关注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，而非故步自封。而这样的理念，在中国的大学里也有所体现。他对牡丹亭的解释，也打消了我的疑虑：关于人性本质的戏剧从根本上而言是普世的；人的感受也没有东方和西方的差别。他想把这一个连通着所有人的元素展现出来，在其他古老文明的舞台上记录下来，然后带回中国播放，构建对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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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这个目标应该已经达到了。相比之下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出场还是为大家提供了足够的对话素材；我手中的竹笛也为我带了很多有趣的相遇。我们出游的最大收获，也许是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不单单只是会山寨。我感兴趣的是，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是怎么形成的。为了更好地理解昆曲的剧本，我现在在大学学习古汉语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我不久后会继续学习吹竹笛。
